谚语歇后语

易中天我国各地的方言为何差异那么大 怎么读

栏目:地方方言阅读:1 时间:2021-02-16来源:俗语网

说起来也是,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我国,南方这些方言,可不就是外语?南方从来就是“化外之地”,南人也从来就是“化外之民”。“化外之民”在“化外之地”说的“化外之语”,不是“外语”是什么?不过那时“外语”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,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“至少掌握一门”不可。相反,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。孟子就说南方人是“鴃舌之人”。鴃就是伯劳鸟,“鴃舌”也就是说话像鸟叫。可见,把南方方言视为“鸟语”,也是由来已久,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。

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,南方一片“鸟语花香”,北方也有“齐东野语”,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。用许慎的话说,就是“言语异声,文字异形”。秦始皇统一了文字(书同文),却统一不了语音(语同音)。反倒是,文字统一以后,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,听不懂,还可以写出来看,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,故方言存焉。

秦始皇统一了文字,却不可能统一语音

所谓“方言”,其实也就是“四方之言”。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,视自己为“中”,视周边民族(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)为“外”,则“方言”也就是“外语”。后来,天下一统,五族共和,成了一家子,又把更外边的“老外”,什么英吉利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、葡萄牙看作“夷狄”,称为“夷人”,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、鬼佬或鬼崽。

如此,则外语就该叫“夷语”或“鬼话”。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,条约规定不得称“夷” 解释:鬼子们在我国混的日子长了,也知道那“夷”不是什么好字眼,于是改称“方言”。当年,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“方言学堂”(即今武汉大学前身)就是外语学院。这回,东洋西洋,南洋北洋,又跟一家子似的了。其实,他们哪里也配姓赵?

自打“夷语”改称“方言”,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,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。这是“春秋笔法”,他们不懂的。什么是“方言”?就是“地方之言”。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,还是低了一等,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。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,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。

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“方言学堂”

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,也就是国语。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,三千年前就有,只不过那时叫“雅言”。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。因为那时五方之民,“言语不通,嗜欲不同”,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,则相互之间要沟通,要交流,要朝聘会盟,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,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,这就是“雅言”。雅,就是雅正、规范。那么,谁来规范呢?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,有资格的只能是“天子”。同样,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?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,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。所以,雅言就是官方语言,也就是官话。

不过,那时的官话称作“雅言”,也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“雅”通“夏”。所谓“居楚而楚,居越而越,居夏而夏”,“越人安越,楚人安楚,君子安雅”,雅就是夏。夏,就是华夏,也就是中原,甚至也就是我国(中央之国)。认真说来,这华夏我国的雅言,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,只因为它为“天下共主”所有,这才成了“国际通用”的官方语言。因此,等到天下一统,没什么“国际关系”了,雅言也就作废,而代之以“官话”。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。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,所以叫官话。

日本资料中的汉语方言分布图

官话之所以叫官话,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,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。这也不奇怪,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,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,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,谁也不轻易往外跑,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,会说土话,就足以打招呼、走亲戚、娶媳妇,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。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“普通话”,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,也没这个必要。

有此必要的,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。这些人,一是官员,二是走江湖的。走江湖的,天子呼来不上船,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,管得了的只有官员。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,官员如果也说方言,皇上问起话来,也如鸡同鸭讲,那还成何体统?事实上,官场如无共同语,则政情无法通晓,政令也无法通达,那可真是国将不国。比方说,将军带兵打仗,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,明明有,却答之以“乌”,将军以为“无”,岂不糟糕?

因此,做此官,就不但要“行此礼”,还得“说此话”。清廷更是明文规定:“举人生员贡监童生,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,”做官就更谈不上。这下“南蛮鴃舌之人”可就惨了。

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。我国的中央政权,从来就在北方,元、明、清三朝,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,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,甚至是北京话。说吴语、湘语、赣语的还稍好些,闽、粤、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?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,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,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,谁也听不明白。

难怪俗谚有云:“天不怕,地不怕,就怕广东人说官话。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,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。投资是“投机”,是“瞎搞”,“坐在船头看郊区,越看越美丽”,让北方人一听,就是“坐在床头看娇妻,越看越美丽”。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,但还是会把“粉红凤凰飞”说成“哄(上声)红哄(去声)黄灰”。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,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。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。腔改不过来,改调也没有用。普及官话,并不那么容易。

谁跟谁学?

一般地说,官话也就是国语,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。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,所以清代的“国语”是满语,汉语倒成了“方言”。清朝制度,皇亲帝胄,都要学“国语”;重要公文,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。然而这“国语”仍然未能普及推广,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,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,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。

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,它和政治,和经济,和文化,都有扯不清的瓜葛。当年,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,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。粤籍议员人数多,当真搞“民主”,没准会通过,幸亏被“国父”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,仍定为北京话。要不然,当官的都得学粤语,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,课本上尽是些诸如“咁”、“叻”、“呒”、“乜”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,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。

现在怎么样呢?没谁动员,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,哇噻啦,威水啦,搞掂啦,埋单啦,谁不说谁老土。照这样下去,再过些年,定粤语为国语,说不“哇”的一声就通过了。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。从古到今,两千多年了,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,哪有普及“商话”的?学什么粤语嘛!跟傍大款似的。

其实,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“趋炎附势”的,哪个地方财大气粗,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。粤语成为时尚,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,因为改革开放以来,广东先富了起来,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,也都先从广东登陆,然后再大举“北伐”。再说香港也说粤语,内地人没去过香港,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,人人是阔佬,会说粤语,便可以冒充“富族”,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,不“土”。

我国方言最集中的地区 解释:东南地区

不过,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“假洋鬼子”和“业余华侨”,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、为时尚的。别看现在香港、广州牛逼烘烘,一百年前,香港可不叫“小广州”,而叫“小上海”。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,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“一只鼎”,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。那时,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,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“高等华人”的标志。即便在香港,也如此。粤语?土不拉叽的,算老几!

可惜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现如今,上海话吃不开了,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。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。

其实,犯不着骂谁是“势利眼”、“跟屁虫”,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语言也一样。就说上海话,也并非一开始便是“高等华语”,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。上海,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,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,一度“视华亭为重”。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,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,因此明代的《松江府志》和《华亭县志》述及方言时,都说“府城视上海为轻,视嘉兴为重”。可见,这个时候,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,谁说上海话谁老土,说嘉兴话才牛逼。

然而到了清代,嘉兴话又不时髦了,时髦的是苏州话。因为苏州经济发达,富甲一方呀!于是,“府城视上海为轻,视苏州为重”,没嘉兴什么事。民国以后,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,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,又没苏州什么事了,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。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“阿拉”,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,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“伲”或“我伲”的,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,老板爱说的话,大家也都乐意仿效。

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“埋单”,大家也就不说“结账”。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“阿拉”,大家也就不再“我伲”了,再说“我伲”,就老土了。再后来,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,比宁波还老板,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,只知道“阿拉上海人”,不知道“阿拉宁波人”。

这就叫“谁财大,谁气粗”。比方说,苏北人(也叫江北人)在上海也很不少,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?没有。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,多半是“苦力的干活”,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。其实,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,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?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,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。就连嘉兴话、苏州话和宁波话,后来也不再是时尚。后来成为时尚的,是由嘉兴话、松江话、苏州话、宁波话、江北话甚至广东话,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“上海话”,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(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)也不一码事。

方言就是这样“趋炎附势”又“随波逐流”。它总是不停地“稍息”、“立正”、“向右看齐”。向谁靠拢和看齐呢?

向中心城市,向有权有势的地方。或者说,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。也许,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。

因为在政治上,北方几乎一直是“大爷”。

分类:我国 各地 方言 怎么 为何

相关文章